“走吧，去农税县司。”

朱允炆没有继续感叹下去，既然事情已经作出了决断，那就如此执行吧。

农税县司是一个大院，门外门内都有不少百姓，即有空手而来的，又有挑粮担货而来的，即有上了年纪的老人，也有带着孩子的妇人。

只不过这里并没有看到带两三岁孩子的妇人，看来小于谦并不在这里，多少有些失望，看来机缘还不到。

百姓纳税，在大明是一件十分普遍的事，他们也不存在偷税漏税的问题。

不像是后世某些人，偷税漏税都是用“爽”为单位的，千方百计，不是做假账，就是弄个阴阳合同，总有办法不纳税、少纳税。

归根到底，是因为纳税他们不爽。

这也可以理解，到手一叠钱，硬生生被抽走五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，想来是不开心的。

大明百姓不偷税漏税的原因也不是他们的觉悟高，而是因为官府管得实在是太严了，根本不给你偷税、漏税的可能，当然，这只是针对百姓……

说起来两税制，其本身是有着一定的合理性。

在唐安史之乱后唐德宗时期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制已经不适用，宰相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，其当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，那就是税收财政是人的喉咙，天下是大治还是大乱，是强盛还是衰弱，都需要看税收。

两税法改变了租庸调，将户税、地税及各项杂税统合为两税，并主张“户无主客，以见居为簿”，即不管你是来自哪里，就在居住地征纳两税。

两税制的核心是“人无丁中，以贫富为差”，税额按田亩和资产的多寡确定，拥有多少田地，打了多少粮食，以这个为标准，而不再是固定的租庸和杂税。

简单地来说，两税制和后世的个人所得税差不多，资产少者则其税少，资产多者则其税多。虽然没有设置个人起征税那个点，但在逻辑上是相通的。

后世引以为傲的智慧与见识，很可能在几百年前，上千年前，老祖宗已经玩过了。

农税县司院子里搭了一个棚子，里面坐着两个穿着公服的胥吏，一旁还有两个衙役维持秩序，百姓们排着队等待。

“下一位！”

王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喊道。

一位农户空着手上前，从怀里拿出了一方手帕，展开之后，拿出了一张巴掌大的纸张，交给了王昌，道；“太平里，杨十八，这是我的由子。”

所谓“由子”，是在纳税开始之前，官府面向百姓发放的一类纳税通知单，类似于后世的水电费单子，上面写明了应该缴纳的税额。

王昌抬头看了看由子，有看向杨十八，道：“四十亩地可不少了，收粮食八十石，不错啊，十五税一，抽五石三斗。”

杨十八呵呵一笑，道：“没带粮食，只带了钱钞。”

王昌微微点头，指了指一旁的牌子，道：“按照杭州城市价，一两银子三石七斗，你需缴纳五石三斗，也就是一两四钱三十二文。”

杨十八连连点头，拿出钱褡裢，用新式钱钞与铜钱，凑足了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然后就等着王昌盖印。

王昌看了看桌子上的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微微摇头，对杨十八说道：“这些钱，不够啊……”

贪污新绝技--火耗

不够？

杨十八愣住了，低着头又仔细数了数，道：“大人，这里是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不短缺一文啊。”

王昌往后一靠，翘着二郎腿，对不识趣的杨十八说道：“这里有碎银，地方收纳上来总不可能背着一大堆碎银子交给皇上吧，朝廷接收税银，需要的是银锭。我们熔化银两制成银锭，那是有火耗的，你认为这火耗是官府出，还是你出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杨十八有些无奈，看着桌上的钱钞，突然说道：“我把这点碎银子拿走，换成宝钞，是不是就没火耗了？”

碎银子不过一两而已，去外面兑换一张一贯的宝钞还是容易。

王昌一拍桌案，道：“宝钞就没有损耗了吗？宝钞也会成为昏钞，你让我们拿着皱巴巴的昏钞给皇上吗？我看你是居心不良！”

杨十八被吓得一哆嗦，连忙求饶：“大人，我交，我交，需要多少火耗？”

王昌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一两银子火耗两钱，你这里是一两四钱三十二文，需缴火耗两钱八十六文。”

“这么多？”

杨十八有些吃惊。

王昌给了他一个犀利的眼神，杨十八连忙开始找钱，将褡裢里的钱都拿出来之后，还差十六文，这下完了，钱不够了。

“不够就回家去取。”

王昌不打算放过十六文钱，要知道火耗里面的每一文钱，都与地方衙门的利益息息相关，损人利己的事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彻底点，这是王昌的原则。

“这火耗——是谁规定的？”

突然起来的问话，让王昌吃了一惊，连忙转头看去，只见一位年轻人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