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央在陈家的卧室里，有一本日记本，她并不是每天记录，有时候心情和感想来了，便会拿出来翻一翻。

那是一个用粗麻线缝起来的厚本子，水央特意买的这种，很有记录的仪式感。纸张有些粗糙泛黄，可以看到上面微微凸起的纤维，写起字来很有韧劲儿。

在大段大段写的过程中，是她觉得唯一可以被自由救赎的时间。

在她离开北城之际，心中涌入一些动笔的冲动。

「在8岁那年的某个清晨，天边的曙光尚未完全驱散夜的残影，我们母女二人便踏上了前往车站的路途。

两市1500公里的距离，我们需要先坐车去火车站，然后转绿皮火车，大概20多个小时。

上了小巴车，卖票的阿姨背着一个鼓胀的斜挎包正在吆喝着收钱，她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。

车厢里闹哄哄的，有交谈声和嬉笑声。我妈把我安置在靠窗户的座位上，我盯着外头湛蓝的天空，充满着对未知的好奇。

我问妈妈我们这是要去哪里。

那是一段艰难又漫长的沉默，我什么也不懂，不知道沉默从何而来。

在破晓的日光中，妈妈的身影显得格外孤单坚定。生命的沙漏似乎比常人更快地在她身上流逝着沙粒，被岁月和病痛无情地刻上了痕迹。

妈妈在有了我两叁年以后，不再继续在北城的夜场上班儿。她带上我回了宜南，在城中村附近租了自建房，那一片全是来南的打工人。

她又花了点积蓄托关系进了煤电厂给工人们做烧饭阿姨，身上变得总是一股混杂的饭菜味道。

10来年前，她一个月1000块的薪水，大饭锅炒出来的菜盛在铝盒里，一口一口把我喂大。

邻居家的阿姨还有姐姐们都很照顾我们母女俩，我妈上班时候就把我放在房东奶奶或者崔姨那边，我们日子不算太窘迫。

夏天傍晚的时候，树影婆娑。崔姨爱和街坊邻居在门口树底下，架起四方桌搓麻将，她把我放在长板凳上，我晃荡着腿，和其他打麻将家姨姨的孩子们一起玩儿。

他们经常分给我辣条和酱饼吃，我们攒了钱就集资买皮筋儿和沙包还有贴画玩。

只是到冬天，自建房的墙实在太薄了，南方不供暖气，家里的便宜炭火烧不热，我妈给我裹上厚衣服，还是冻得我脸疼。

她就抱着我睡，给我暖手暖脚。天蒙蒙亮起来给我做早饭，哄着我起床穿衣服。

偶尔妈妈给我买袋面包，达利园的法式小面包，我捏一捏，10来天里省着，不舍地吃到最后一个。

有好几个附近的工友也是单身汉，跟我妈表达过好感，平时碰见我就给我塞个糖或者玩具什么的。

我妈一概拒绝了，土地人民都是淳朴人，仍然好心力地帮衬着，周围没有什么流言碎语。

我见过我妈年轻的照片，真的很漂亮。

宜南多么养人啊，我想，即便我们过得不算好，但这周围的一切又有什么算糟糕呢。

……

今天要出门，她脸上少见地盖着一层妆，可皮肤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泽，变得苍白而松弛，像是一张被风吹皱的纸，记录着无数个不眠之夜。

坐火车时，六人分两边对着坐。有一家叁口一起去北城旅游，和我妈闲聊起来北城有什么好玩儿的。

她说着过去看到的，给我剥了橘子一瓣瓣喂进嘴里。渐渐地，她眼里有水光，我伸手想给妈妈擦拭，她拉下我的手，妈妈的掌心包裹着我，是温暖柔软的触感。

她柔着声问我：

“央央跟妈妈去爸爸家好不好？”

“好啊，我可以见到爸爸了！”

我很开心，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憧憬和对即将到来的团聚的期待。

那时的我还不知道，妈妈早就得了很严重的病，最后免疫系统崩溃，患上了癌症。

陈瑞石认下我，余晨萍很快知道我们的存在，不知道冷嘲热讽过多少次我妈，有时我躲着给我妈打电话，她路过时高声说句“婊子”。

其实也没什么，本来这事儿我们就不占理，是男人做的孽，留下不幸福的几个女性罢了。

但我妈性格软弱，怕我在这边过得不好，她害怕余晨萍介意，狠下心来一概不接我电话，变得很抑郁。

送我到陈家不久，她就死了。她把所有的积蓄打在我的卡里，最后没有抵御住命运的风暴，死在雷雨夜，墓地建在高高的山上。

偶尔参观寺庙，山顶的钟声被我听到时，那声音是那么孤单、凄清，在暮霭沉沉中胡乱地摸索碰撞。

她最后不让人在碑上贴照片，她说她老了，不好看。

只是一定要刻上她的名字，我妈从不嫌这个名字土气，她说这样，我无论怎样都会围在她的身边。

杨荷花

她叫杨荷花。

其实我不姓陈，我原本就叫杨水央。

哥哥不太情愿让我独自一个人去祭拜我妈，他说雨天阴气